公开发声
1984
提格雷（Tigray）出现逃亡潮。干旱和饥荒肆虐当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动反政府战事，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继而向当地展开暴力攻击。 (相片來源 ©️Gamma)
埃塞俄比亚饥荒
埃塞俄比亚在1984年发生饥荒，至今仍然是史上其中一次最严重的人道灾难。联合国估计这次饥荒造成近10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一贫如洗，无法重获新生。无国界医生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组织合作，努力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和救济。
但饥荒最初是如何发生？
在1960年，埃塞俄比亚安全和军事部队成员试图发动政变推翻王室。政变最终失败，但社会和经济出现问题，国家亦陷入与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冲突。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把三分之一的士兵派驻厄立特里亚，其余军人则留在该国镇压叛乱。1974年1月，该国接连发生由下级军官和高级兵士领导的兵变。
到了1980年，天气干旱导致埃塞俄比亚北部作物失收，情况越来越差。旱灾情况逐年转差，更在1984年达致顶峰，埃塞俄比亚六分之一的人口面临饥饿。1984年3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社会呼吁寻求粮食援助，尽管各界作出努力，但同年10月仍有800万人口面临饥饿。
挑战：史上最严峻人道危机之一
新闻画面震撼全球，各国纷纷采取行动。该国道路路况欠佳，难以向大片地区分发食物，饥饿的人们离开农场，开始聚集在有望取得食物的地方。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推迟正式承认饥荒的发生。媒体广泛报导灾难，西方国家政府和个人因此筹集到空前庞大的国际援助，然而该国政府竟挪用部分援助，把人口从发生叛乱的北部高原强行转移到土地较肥沃和人口较易控制的南部平原地区。饥荒驱使农村人口前往分配中心，他们在这里被送上卡车，当中大部分为援助组织所征用的卡车，像牲畜一样被运走。强迁人口计划窒碍外间向南部运送援助。迁移途中的条件惨不忍睹，移民家庭被送往疟疾肆虐的地区，但当局却没有为安置他们作准备。根据估计，1985年至少有10万人在重新安置计划推行期间死亡。
提格雷阿克森姆（Axum）的健康中心。 (相片来源 ©️MSF)
应对：公开谴责政治导致饥荒
从1984年4月起，无国界医生法国分部在沃洛地区（Wollo）北部的科雷姆分配中心（Korem distribution centre）附近展开医疗项目，随后还在科博（Kobo）（1984年9月）、凯拉（Kelala）和塞科塔（Sekota）（1985年6月）开展项目。当局催促要将人口向南部迁移，经常阻碍医疗团队的工作。有几次，团队被禁止治疗某些病人和不准分发毛毯。无国界医生的团队还目睹埃塞俄比亚军队围捕营地的人。
当局有好几次拒绝无国界医生关于在凯拉拉（Kelala）开设治疗喂食中心的要求，中心本来可以避免几千名儿童死亡。1985年10月，无国界医生法国分部公开谴责埃塞俄比亚政府拒绝开设治疗喂食中心，滥用国际援助以实行强迫人口迁移，并谴责该国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进行迁移。随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法国分部驱逐出国。
正在诊治病人的布劳曼医生（Rony Brauman）。他在1982年至1994年间曾担任无国界医生（法国）主席。 (相片来源 ©️Sebastiao Salgado)
1986年，法国的无国界医生被驱逐之后，在欧洲和美国展开行动，解释组织的行动，获得大量媒体报道。埃塞俄比亚暂停人口迁移。
同时，在比利时的无国界医生团队亦分别在1985年3月和1985年夏天，开始在提格雷的伊达加哈姆斯（Idaga Hamus）和赞巴里沙（Zambalessa）工作。团队成员没有目睹强迫迁移，所以没有公开表态。他们在得到埃塞俄比亚当局的同意下继续实行计划。1984年9月，无国界医生荷兰分部抵达索马里，服务埃塞俄比亚难民，他们也没有公开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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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在2019年10月30日第50届世界肺部健康大会的开幕典礼上，示威者上台抗议。 (相片来源： ©️Sophia Apostolia/MSF)
病者有其药项目
展开拯救生命的医疗行动时，如果无法获得病人所需药物，或者药物价格昂贵，甚至是有强烈的毒副作用，你会怎么办？在无国界医生致力参与人道医疗援助的同时，“病者有其药”项目则确保最有需要的病人都能得到合适的药物。
挑战：问题深而广
上世纪90年代，治疗艾滋病的全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面世。但在发展中国家，制药公司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价格定得很高，绝大部分感染者均无法获取药物。在这些国家，艾滋病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当中不少是无国界医生工作的地区。
病人和医疗倡议者携手合作，形成政治压力，药物价格才得以大幅降低，使数以百万计病人得到救命的治疗。
在许多无国界医生治疗病人的地方，患结核病、昏睡病、疟疾和抗药性感染等疾病，以及无法得到疫苗保护的病人，也面对相同的问题。
应对：持续不断的倡议运动
1999年开展的“病者有其药”项目，旨在协助病人取得维持生命和健康所需的治疗。除了拯救生命的药物，这还包括有可负担、符合病人需要及在其所在地方适用的检查和疫苗。
如药物的研发无法紧扣病人需要，就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我们工作的地点，需要的是价格可负担、创新和有效的医疗工具。
1999年，无国界医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运用这笔奖金成立了“被忽略疾病药物研发组织 (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 简称DNDi) ”。DNDi是一个协作、以病人为本的非营利组织。DNDi证明在医学研究的过程中进行革新和创新思维，能有效促进以病人为本的药物研发，使病人能够获得药物。
自成立以来，DNDi已为疟疾、昏睡病、美洲锥虫病，以及儿童艾滋病病毒和结核病病毒合并感染等疾病，研发出七种新的治疗方法。
结核病的治疗和尝试
结核病是“病者有其药”项目致力治疗的疾病之一。结核病仍然是2019年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但是许多人仍没有机会接受检查，确诊病人往往无法得到药物，或是完成所需疗程。成本固然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另一原因是有些疗法会产生有毒副作用。
2012年，口服药物贝达喹啉（bedaquiline）上市，该药由制药公司强生公司（J&J）开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以贝达喹啉作为治疗耐药性结核病的核心药物，以取代毒性较大的旧式药物，但对大多数病人而言，药物的价格仍然过于高昂。多年来，“病者有其药”项目向强生施压，要求降低药价。最后强生公司在2020年宣布将药价降至每日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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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的成员前往位于巴西的强生公司门口抗议，要求降低抗结核药物贝达喹啉的价格。在一场行为表演中，扮演该公司代表的表演者从病人身上提取金钱，并将其存放在药箱形状的保险箱里。 (相片来源： ©️Julia Chequer/MSF)
降价只是其中一项解决方法，而更短和更有效的的治疗方法是另一种解决办法。
2017年，无国界医生和多个医疗研究组织合作，试图研究彻底改良医治耐药性结核病的疗法，并就新疗法率先进行临床测试。2017年1月，“TB-PRACTECAL”疗法测试宣告展开。2021年3月，“TB-PRACTECAL”停止招募病人作测试。负责资料安全和监察的独立委员会表示，新疗法胜于现有疗法，即使取得更多病人数据，测试结果仍只有极小的变化概率。
大流行中的疫苗分配不公
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一年后，全球已录得超过1.5亿例病例，疫情终于出现一线曙光：疫苗已获准使用，并在不同群体展开接种。但和许多疾病一样，各国在取得疫苗、测试和治疗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多个月来，“病者有其药”项目敦促各国政府准备暂停和取消专利，并确保供应稳定，并降低药品价格，拯救更多生命。各国须团结一致，除了满足国内需要，还要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有效的药物、诊断工具和疫苗。
2020年10月，印度和南非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具有标志性的“豁免《与贸易有关的识产权协议》”（即TRIPS豁免）的建议。截至2021年4月，TRIPS豁免建议得到59个发起国家的政府正式支持，并获得约100个国家赞同。
“病者有其药” 项目应对新冠肺炎和其他疾病的工作仍在继续。
无国界医生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日内瓦办公室前展开的横幅，呼吁多个政府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停止对知识产权豁免议案的阻挠。 (相片来源： ©️Pierre-Yves Bernard/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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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摄于2015年10月14日。阿富汗北部的无国界医生昆都士创伤中心在10月2日遭受持续袭击后被毁。 (相片来源：©️Victor J. Blue)
袭击医疗设施事件
被战火蹂躏的国家，例如叙利亚、也门、南苏丹，当地的医疗设施都遭受袭击、抢劫、甚至摧毁。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遭受攻击，使人们最需要的时候，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挑战：员工在医疗设施袭击事件中丧生
自2005年，无国界医生已在9起事件中失去了23名员工，其中包括医院被攻占和轰炸。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南苏丹等数个国家的医疗设施、救护车以及我们服务的社区，遭受过超过350次袭击。
应对：无国界医生倡议工作与联合国安理会第2286号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在2016年通过第2286号决议。无国界医生一直致力确保在前线为冲突各方提供的医疗护理需受到保护，而该决议尝试重新肯定人道医疗救援的合法性和受保护的地位。
该决议也强调了在冲突下对医疗护理服务的保护。它正式将《国际人道法》之下的保障，扩展至全体参与医疗工作的人道救援和医疗人员，包括如无国界医生等独立人道救援组织的员工、医疗活动以及设施，同时阐明和巩固对医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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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2016年9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无国界医生前国际主席廖满嫦医生在2016年9月28日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执行他们在5月通过的第2286号议案，以保障冲突地区的平民百姓和医疗护理。 (相片来源：©️Paulo Filgueiras)
问题持续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86号决议至今已有五年，可是医院、医疗及人道救援人员仍持续受到威吓，甚至成为冲突中的攻击目标。
2020年，无国界医生的项目遭受八次袭击。在阿富汗，有武装组织对无国界医生在达什特巴尔切（Dasht-e-Barchi）医院的妇产医院发动残暴的攻击。在叙利亚，我们支持的医院和诊所持续被轰炸；在战火连连的也门，救护车经常遭受攻击；在苏丹等地也有武装分子入侵我们的医疗设施。在2021年首个季度内，无国界医生就已报告6起同类事件。
无国界医生持续要求响应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未过去，而医疗设施继续受到袭击。我们遵循安全机制，例如确保设施带有清晰的标志，让武装组织知道我们的身份和位置。在也门和阿富汗等地方，我们会在救护车上和医院天台清楚印上组织的标识；我们还会主动分享我们医疗设施的坐标。这些磋商和机制都需要透过和冲突各方的持续对话来维持和保持警戒。
对我们和我们的工作而言，保持医疗服务的尊严和其享有的保障，能够跟冲突各方沟通以巩固保护，至为重要。要确立这些“解除冲突（deconfliction）”安排，必须得到各方尊重，才可以预防受袭。可是，我们不能独自完成这个目标，各国必须尽其所能保障伤者、医疗人员和人道救援人员的安全，为他们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无国界医生后勤统筹巴哈尔（Nabil Bahar，图左）和一名工作人员在塔伊兹（Taiz）的无国界医生医院的屋顶上铺上标有组织标志的大横幅，以免医院遭到空袭。无国界医生在2015年11月在塔伊兹的胡班（Al Houban）地区开设母婴医院。 (相片来源：©️Pierre-Yves Bernard/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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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队或政府武装组织参与袭击，独立、不偏不倚的调查，通常能有效追查责任，并有助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无国界医生在也门北部支持的希亚拉（Shiara）医院在2016年被轰炸后三年，负责调查的联合事故调查小组迄今仍未能还原真相，追究真正的责任。该小组由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的联军所委任，而联军直接参与了也门的冲突。另外，小组也获英美两国的支持。
故此我们进行内部审核和事件评估，并经常将我们的调查结果公诸于世。但有时候，无论情况是否明朗，我们认为，继续在受袭的地方工作，对我们的病人和员工而言太危险。在一些情况下，这个考虑会导致我们作出令人痛心的撤离决定，因为这意味着当地人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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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4年4月6日，布隆迪和卢旺达总统乘坐返回基加利（Kigali）的飞机时遇刺，翌日发生大屠杀，全国陷入暴力之中，包括政治谋杀、针对图西族的屠杀、卢旺达爱国阵线和部分军队以及总统卫队间的公开冲突。战事使大量人民在扎伊尔（今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布隆迪和卢旺达国内流离失所。无国界医生在吉塔拉马（Gitarama）和吉孔戈罗（Gikongoro）为受影响的流离失所者提供协助。 (相片来源：©️ MSF)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多年以来，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一直关系紧张。胡图族人早在多个世纪前就在卢旺达定居，但图西族人自16世纪起便统治该国，直至欧洲人在19世纪抵达当地。
1961年，卢旺达自行宣布成立共和国，由胡图族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上台。成千上万的图西人此后逃离卢旺达。
从1987年开始，一个以图西族人为主的反抗组织发动战争，试图重夺卢旺达。1990年代，他们先后入侵卢旺达，之后进行停火谈判，继而与政府展开谈判。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乘坐的飞机飞至接近首都基加利（Kigali）时被击落，随即发生主要针对图西族的屠杀。1994年4月到7月，约50万至100万卢旺达图西族人遭胡图族民兵有组织地灭绝。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是胡图族极端分子长期策划的结果。极端分子也杀害大量反对大屠杀的卢旺达胡图人，更于同年7月初在基加利夺取该国政权。
挑战：不仅是医疗需求的挑战
自部队控制该国起，无国界医生团队便目睹了政府和武装部队针对流离失所者及在囚人士所施加的虐待和暴行。随后几个月，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有关新政权犯下残暴行为的传言，也得到人权组织的报告证实。
无国界医生团队到附近房屋帮助邻居时，民兵竟向团队施以威胁，并命令图西人自首。在距离基加利约20公里的穆兰比（Murambi），民兵手持棍棒和砍刀，在几名无国界医生志愿者面前杀害一名男子。
1994年4月13日，无国界医生驻卢旺达和布隆迪项目经理让-埃尔韦·布拉多尔（Jean-Hervé Bradol）医生和紧急小组成员抵达基加利，展开一项外科手术项目，医治幸存者。
“4月14日，卢旺达红十字会的同事看到民兵把伤者从救护车拉出来，在路边杀死。”
在这种情况下，布拉多尔看来不可能完成分流伤者的工作。“我检查了每名伤者，考虑是否值得犯险穿越城市和民兵的路障。我们会即场治疗不太严重的伤口，因为我们都了解，对他们而言，躲避前来追杀的民兵比接受治疗更重要。”
布拉多尔估计至少有200名卢旺达同事在种族灭绝期间被杀。“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办公室遭到抢掠，人员名单被毁，所以不可能获得准确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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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医护人员在卢旺达为一个小孩做诊断。 (相片来源： ©️Severine Blanchet)
应对：发声批评不人道状况
1995年4月，无国界医生的团队目睹卢旺达军队在卢旺达西南部的基贝霍（Kibeho）营地蓄意屠杀超过4,000名流离失所者。无国界医生公开谴责屠杀，并根据志愿者的目击证据编写报告，记录了大屠杀的严重程度，内容和国际调查委员会对事态的轻描淡写大相径庭。
1995年7月，无国界医生再次公开发表意见，批评在吉塔拉马监狱（Gitarama Prison）的被拘留者正身处不人道的环境，并呼吁作出改善。我们的立场基于无国界医生志愿者所收集的医疗资料。
组织在吉孔戈罗派发药物。 (相片来源： ©️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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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无国界医生的法国分部被驱逐出卢旺达。无国界医生运动一致认为，卢旺达政府因为法国分部的员工目击了基贝霍事件，引发外界谴责，因此对组织进行清算。
在2007年底，无国界医生结束在当地长达25年的项目，包括援助流离失所者、进行战地外科手术、流浪儿童项目及应对流行疾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