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發聲
1984
提格雷（Tigray）出現逃亡潮。乾旱和饑荒肆虐當地，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發動戰事，埃塞俄比亞政府軍繼而向當地展開暴力攻擊。 (相片來源 ©️Gamma)
埃塞俄比亞饑荒
埃塞俄比亞在1984年發生饑荒，至今仍然是史上其中一次最嚴重的人道災難。聯合國估計這次饑荒造成近100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一貧如洗，無法重過新生。無國界醫生與世界各地的許多其他組織合作，努力為有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援助和救濟。
但饑荒最初是如何發生？
在1960年，埃塞俄比亞安全和軍事部隊成員試圖發動政變推翻王室。政變最終失敗，但社會和經濟出現問題，國家亦陷入與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的衝突。在上世紀70年代初，埃塞俄比亞把三分之一的士兵派駐厄立特里亞，其餘軍人則留在該國鎮壓叛亂。1974年1月，該國接連發生由下級軍官和高級兵士領導的兵變。
到了1980年，天氣乾旱導致埃塞俄比亞北部作物失收，情況越來越差。旱災情況逐年轉差，更在1984年達致頂峰，埃塞俄比亞六分之一的人口面臨飢餓。1984年3月，埃塞俄比亞政府向國際社會呼籲提供糧食援助，儘管各界作出努力，但同年10月仍有800萬人口面臨飢餓。
挑戰：史上最嚴峻人道危機之一
新聞畫面震撼全球，各國紛紛採取行動。該國道路路況欠佳，難以向大片地區分發食物，飢餓的人們離開農場，開始聚集在有望取得食物的地方。
儘管如此，政府還是推遲了正式承認發生饑荒。媒體廣泛報導災難，西方國家政府和個人因此籌集到空前龐大的國際援助，然而該國政府竟挪用部分援助，把人口從發生叛亂的北部高原強行轉移到土地較肥沃和人口較易控制的南部平原地區。饑荒驅使農村人口前往分配中心，他們在這裡被送上卡車，當中大部分為援助組織所徵用的卡車，像牲畜一樣被運走。強遷人口計劃窒礙外間向南部運送援助。遷移途中的條件慘不忍睹，移民家庭被送往瘧疾肆虐的地區，但當局卻沒有為安置他們作準備。根據估計，1985年至少有10萬人在重新安置計劃推行期間死亡。
提格雷阿克森姆（Axum）的健康中心。乾旱和饑荒肆虐當地，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發動反政府戰事，埃塞俄比亞政府軍繼而向當地展開暴力攻擊。 (相片來源 ©️MSF)
應對：公開譴責政治導致饑荒
從1984年4月起，無國界醫生法國分部在沃洛地區（Wollo）北部的科雷姆分配中心（Korem distribution centre）附近展開醫療項目，隨後亦在科博（Kobo）（1984年9月）、凱拉（Kelala）和塞科塔（Sekota）（1985年6月）開展項目。當局催促要將人口向南部遷移，經常阻礙醫療團隊的工作。有幾次，團隊被禁止治療某些病人和不准分發毛毯。無國界醫生的團隊還目睹埃塞俄比亞軍隊圍捕營地的人。
當局有好幾次拒絕無國界醫生關於在凱拉拉（Kelala）開設治療餵食中心的要求，中心本來可以避免幾千名兒童死亡。1985年10月，無國界醫生法國分部公開譴責埃塞俄比亞政府拒絕開設治療餵食中心，濫用國際援助以實行強迫人口遷移，並譴責該國在條件惡劣的情況下進行遷移。隨後埃塞俄比亞政府將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法國分部驅逐出國。
正在診治病人的布勞曼醫生（Rony Brauman）。他在1982年至1994年間曾擔任無國界醫生（法國）主席。 (相片來源 ©️Sebastiao Salgado)
1986年，法國的無國界醫生被驅逐之後，在歐洲和美國展開行動，解釋組織的行動，獲得大量媒體報道。埃塞俄比亞暫停人口遷移。
同時，在比利時的無國界醫生團隊亦分別在1985年3月和1985年夏天，開始在提格雷的伊達加哈姆斯（Idaga Hamus）和贊巴里沙（Zambalessa）工作。團隊成員沒有目睹強迫遷移，所以沒有公開表態。他們在得到埃塞俄比亞當局的同意下繼續實行計劃。在1984年9月無國界醫生荷蘭分部亦到了索馬里服務埃塞俄比亞難民，他們亦沒有公開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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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在2019年10月30日第50屆全球肺部健康大會的開幕典禮上，示威者上台抗議。 (相片來源： ©️Sophia Apostolia/MSF)
病者有其藥運動
展開拯救生命的醫療行動時，如果無法取得病人所需藥物，或者藥物價格昂貴，甚或有毒，你會怎麼辦？無國界醫生致力參與人道醫療援助的同時，「病者有其藥」運動則確保最有需要的病人都能得到合適的藥物。
挑戰：問題既深且廣
上世紀90年代，治療愛滋病的全新抗逆轉錄病毒藥物面世。但在發展中國家，製藥公司把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價格定得很高，絕大部分感染者均無法取得藥物。在這些國家，愛滋病死亡人數不斷攀升，當中不少是無國界醫生工作的地區。
病人和醫療倡議者攜手合作，形成政治壓力，藥物價格才得以大幅降低，使數以百萬計病人得到救命的治療。
在許多無國界醫生治療病人的地方，結核病、昏睡病、瘧疾和抗藥性感染等疾病，以及無法得到疫苗保護的病人亦面對相同問題。
應對：持續不斷的倡議運動
1999年開展的「病者有其藥」項目是協助病人取得維持生命和健康所需的治療。除了拯救生命的藥物，這還包括有可負擔、符合病人需要及在其所在地方適用的檢查和疫苗。
如藥物的研發無法緊扣病人需要，就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在我們工作的地點，需要的是價格可負擔、創新和有效的醫療工具。
1999年，無國界醫生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我們運用這筆獎金成立了「被忽略疾病藥物研發組織」(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 簡稱DNDi)。DNDi是一個協作、以病人為本的非牟利組織。DNDi證明在醫學研究裏實行革新和創新思維，能有效促進以病人為本的藥物研發，使病人能夠獲得藥物。
自成立以來，DNDi已為瘧疾、昏睡病、美洲錐蟲病，以及兒童愛滋病病毒和結核病病毒合併感染等疾病，研發出七種新的治療方法。
結核病的治療和試驗
結核病是「病者有其藥」項目致力治療的疾病之一。結核病仍然是2019年世界上最致命的傳染病，但是許多人仍沒有機會接受檢查，確診病人亦往往無法得到或完成所需療程。成本固然是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另一原因是有些療法會產生有毒副作用。
2012年，口服藥物貝達喹啉（bedaquiline）上市，該藥由製藥公司強生公司（J&J）開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以貝達喹啉作為治療耐藥性結核病的骨幹藥物，以取代毒性較大的舊式藥物，但是對大多數病人而言，藥物的價格仍然過於高昂。多年來，「病者有其藥」項目向強生公司施壓，要求降低藥價。最後強生公司在2020年宣佈將藥價降至每日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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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的成員到位於巴西西區的強生公司門口抗議，要求降低抗結核藥物貝達喹啉的價格。在一場行爲表演中，扮演該公司代表的表演者從病人身上提取金錢，並將其存放在藥箱形狀的保險箱裏。 (相片來源： ©️Julia Chequer/MSF)
減價只是其中一項解決方法，而更短和更有效的的治療方法是另一種解決辦法。
2017年，無國界醫生和多個醫療研究組織合作，試圖研發徹底改良目前用於醫治耐藥性結核病的療法，並就新療法率先進行臨床測試。2017年1月，「TB-PRACTECAL」療法測試宣告展開。2021年3月，「TB-PRACTECAL」停止招募病人作測試。負責資料安全和監察的獨立委員會表示，新療法勝於現有療法，即使取得更多病人數據，測試結果亦極不可能因而改變。
大流行中的疫苗分配不公
2020年，2019冠狀病毒病席捲全球，一年後，全球已錄得超過1.5億宗病例，疫情終出現一線曙光：疫苗已獲准使用，並在不同群體展開接種。但和許多疾病一樣，各國在取得疫苗、測試和治療方面存在巨大差異。
多個月來，「病者有其藥」項目敦促各國政府準備暫停和取消專利，並確保供應穩定，並降低藥品價格，拯救更多生命。各國須團結一致，除了滿足國內需要，亦要幫助其他國家取得有效的藥物、診斷工具和疫苗。
2020年10月，印度和南非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具有標誌性的「豁免《與貿易有關的識產權協定》」（即TRIPS豁免）的建議。截至2021年4月，TRIPS豁免建議得到59個發起國家的政府正式支持，並獲得約100個國家支持。
「病者有其藥」項目在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和其他疾病的工作仍在繼續。
無國界醫生在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 WTO ）前展開的橫額，呼籲多個政府在大流行期間停止阻止 知識產權豁免議案。 (相片來源： ©️Pierre-Yves Bernard/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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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攝於2015年10月14日。阿富汗北部的無國界醫生昆都士創傷中心在同月2日遭受持續襲擊後被毀。 (相片來源：©️Victor J. Blue)
襲擊醫療設施事件
被戰火蹂躪的國家，例如敘利亞、也門、南蘇丹，當地的醫療設施都遭受襲擊、搶劫、甚至摧毀。醫療設施和醫護人員遭受攻擊，使人們最需要的時候，無法獲得醫療服務。
挑戰：員工在醫療設施襲擊事件中喪生
自2005年，無國界醫生已在9宗不同事件中，失去了23名員工，其中包括醫院被攻佔和轟炸的時候。無國界醫生在阿富汗、南蘇丹等數個國家的醫療設施、救護車以及我們服務的社區，遭受超過350次襲擊。
應對：MSF倡議工作與聯合國安理會第2286號決議
聯合國安理會在2016年通過第2286號決議。無國界醫生一直致力確保在前線為衝突各方提供的醫療護理需受到保護，而該決議嘗試重新肯定人道醫療救援的合法性和受保護地位。
這個決議亦加強了衝突下對醫療護理的保護。它正式將《國際人道法》之下的保障，擴展至全體參與醫療工作的人道救援和醫療人員，包括如無國界醫生等私營人道救援組織的員工、醫療活動以及設施，同時釐清和鞏固對醫院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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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6年9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無國界醫生前國際主席廖滿嫦醫生在2016年9月28日的理事會特別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執行他們在5月通過的第2286號議案，以保障衝突地區的平民百姓和醫療護理。 (相片來源：©️Paulo Filgueiras)
問題持續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286號決議至今已有五年，可是醫院、醫療及人道救援人員仍持續受到威嚇，甚至成為衝突中的攻擊目標。
2020年，無國界醫生的項目遭受八次襲擊。在阿富汗，有武裝組織對無國界醫生在達什特巴爾齊（Dasht-e-Barchi）醫院的婦產醫院發動殘暴的攻擊。在敘利亞，我們支援的醫院和診所持續被轟炸；在戰火連連的也門，救護車經常遭受攻擊；在蘇丹等地亦有武裝分子入侵我們的醫療設施。於2021年首個季度，無國界醫生亦已錄得六宗同類事件。
無國界醫生持續要求回應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大流行仍未過去，而醫療設施繼續受到襲擊。我們遵循安全機制，例如確保有清晰的識別，讓武裝組織知道我們的身份和位置。在也門和阿富汗等地方，我們會在救護車上和醫院天台清楚印上組織的標誌；我們亦會主動分享我們醫療設施的座標。這些磋商和機制都需要透過和衝突各方的持續對話來維持和保持警戒。
我們遵循安全機制，例如確保有清晰的識別，讓武裝組織知道我們的身份和位置。在也門和阿富汗等地方，我們會在救護車上和醫院天台清楚印上組織的標誌；我們亦會主動分享我們醫療設施的座標。這些磋商和機制都需要透過和衝突各方的持續對話來維持和保持警戒。
對我們和我們的工作而言，保持醫療服務的尊嚴和其享有的保障，能夠跟衝突各方溝通以鞏固保護，至為重要。要確立這些「解除衝突」（deconfliction）安排，必須得到各方尊重，才可以預防受襲。可是，我們不能獨自完成這個目標，各國必須盡其所能保障傷病者、醫療人員和人道救援人員，為他們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
無國界醫生後勤統籌巴哈爾（Nabil Bahar；左方）和一名工作人員在塔伊茲（Taiz）的無國界醫生醫院的屋頂上鋪上標有組織標誌的大橫額，以免醫院遭到空襲。無國界醫生在2015年11月在塔伊茲的胡班（Al Houban）地區開設母嬰醫院。 (相片來源：©️Pierre-Yves Bernard/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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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軍隊或政府武裝組織參與襲擊，一個獨立、不偏不倚的調查，通常都能有效追查責任，並有助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無國界醫生在也門北部支援的希亞拉（Shiara）醫院在2016年被轟炸後三年，負責調查的聯合事故調查小組迄今仍未能還原真相，追究真正的責任。該小組由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領導的聯軍所委任，而聯軍有直接參與也門的衝突。另外，小組也獲英美兩國的支持。
故此我們進行內部審核和事件評估，並經常將我們的調查結果，公諸於世。但有時候，無論情況是否明確，我們認為繼續在受襲地方工作，對我們的病人和員工太危險。在一些情況下，這個考慮會導致我們作出令人痛心的撤離決定，因為這意味着當地人將無法獲得足夠的醫療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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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4年4月6日，布隆迪和盧旺達總統乘坐返回吉佳利（Kigali）的飛機時遇刺，翌日隨即發生大屠殺，全個國家陷入暴力之中，包括政治謀殺、針對圖西族的屠殺、盧旺達愛國陣線和部份軍隊以及總統衞隊間的公開衝突。戰事使大量人民在扎伊爾（今稱剛果民主共和國）、坦桑尼亞、布隆迪和盧旺達國內流離失所。無國界醫生在吉塔拉馬（Gitarama）和吉孔戈羅（Gikongoro）為受影響的流離失所者提供協助。 (相片來源：©️ MSF)
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
多年以來，盧旺達的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關係一直緊張。胡圖族人早在多個世紀前便在盧旺達定居，但圖西族人自16世紀起便統治該國，直至歐洲人在19世紀抵達當地。
1961年，盧旺達自行宣佈成立共和國，由胡圖族人組成的臨時政府上台。成千上萬的圖西人此後逃離盧旺達。
從1987年開始，一個以圖西族人為主的反抗組織發動戰爭，試圖重奪盧旺達。1990年代，他們先後入侵盧旺達，之後進行停火談判，繼而與政府展開談判。
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總統乘坐的飛機飛至接近首都吉佳利（Kigali）時被擊落，隨即便發生主要針對圖西族的屠殺。1994年4月到7月，約50萬至100萬盧旺達圖西族人遭胡圖族民兵有組織地滅絕。針對圖西族人的種族滅絕是胡圖族極端分子長期策劃的結果。極端分子亦殺害大量反對大屠殺的盧旺達胡圖人，更於同年7月初在吉佳利奪取該國政權。
挑戰：不僅是醫療需求的挑戰
自部隊控制該國起，無國界醫生團隊便目睹了政府和武裝部隊針對流離失所者及在囚人士所施加的虐待和暴行。隨後幾個月，暴力事件越來越多，有關新政權犯下殘暴行為的傳言亦得到人權組織的報告證實。
無國界醫生團隊到附近房屋幫助鄰居時，民兵竟向團隊施以威脅，並命令圖西人自首。在距離吉佳利約20公里的穆蘭比（Murambi），民兵手持棍棒和砍刀，在幾名無國界醫生義工面前殺害一名男子。
1994年4月13日，無國界醫生駐盧旺達和布隆迪項目經理讓-埃爾韋-布拉多爾（Jean-Hervé Bradol）醫生和緊急小組成員抵達吉佳利，展開一項外科手術項目，醫治倖存者。
「4月14日，盧旺達紅十字會的同事看到民兵把傷者從救護車拉出來，在路邊殺死。」
在這種情況下，布拉多爾看來不可能完成分流傷者的工作。「我檢查了每名傷者，考慮是否值得犯險穿越城市和民兵的路障。我們會即場治療不太嚴重的傷口，因為我們都了解，對他們而言，躲避前來追殺的民兵比接受治療更重要。」
布拉多爾估計至少有200名盧旺達同事在種族滅絕期間被殺。「我們不知道確實數字，辦公室遭到搶掠，人員名單被毀，所以不可能取得準確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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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醫護人員在盧旺達為一個小孩診斷。 (相片來源： ©️Severine Blanchet)
應對：發聲批評不人道狀況
1995年4月，無國界醫生的團隊目睹盧旺達軍隊在盧旺達西南部的基貝霍（Kibeho）營地蓄意屠殺超過4,000名流離失所者。無國界醫生公開譴責屠殺，並根據義工的目擊證據編寫報告，記錄了大屠殺的嚴重程度，內容和國際調查委員會對事態的輕描淡寫大相徑庭。
1995年7月，無國界醫生再次公開發表意見，批評在吉塔拉馬監獄（Gitarama prison）的被拘留者處身不人道的環境，並呼籲作出改善。我們的立場建基於無國界醫生義工收集的醫療資料。
組織在吉孔戈羅派發藥物。 (相片來源： ©️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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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無國界醫生的法國分部被驅逐出盧旺達。無國界醫生運動一致認為盧旺達政府因為法國分部的義工目擊基貝霍事件引發外界譴責，因此對組織進行清算。
在2007年底，無國界醫生結束在當地長達25年的項目，包括援助流離失所者、進行戰地外科手術、流浪兒童項目及應對流行疾病等。
